聂荣臻和林彪
来源：《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版] 第二十五章
作者：聂荣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我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妄图谋害毛泽东同志，阴谋败露，驾机叛国，折戟沉沙，葬身在温都尔汗。
知道事件真相的同志，大多在想，像林彪这样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又是从大革命时期就来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怎么会走上这条罪恶之路呢？这确实是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认清林彪的本质，也必须联系他过去的历史，还他以历史的真实面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而在当时，不仅绝大部分青年人和中年人不清楚林彪的历史真相，即便是参加过红军的老同志，知道林彪真实历史的也为数不多。有鉴于此，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确定，从九月二十六日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老同志座谈会。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主持会议）、陈毅、徐向前、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丞、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位老同志。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系统地揭露了林彪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分析了他的丑恶本质。我和林彪几经共事，就所知道的情况，在会上也作了几次发言。这次老同志座谈会，对帮助人们认清林彪的本质，起了良好的作用。
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我们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一是看到毛泽东同志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们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再翻林彪的老账，也就不好了。
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泽东同志之后的第一名，这就事实上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如果再说三道四就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了。
但实际上，林彪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起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来竟图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四人帮”勾结起来，干出了数不清的罪恶勾当。下面我只谈几件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
所谓“杨余傅事件”
余立金 杨成武 傅崇碧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口人。
杨成武一家
三月二十四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三月八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搞了六十多个小时才恢复正常。当时我住在西山，他们打了三次电话，让我去参加大会。我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
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同志回来后告诉我的。会上，林彪一伙作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这些同志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林彪讲话以后，康生接着讲话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果然，从四月一日起，应该发给我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四月六日，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我，但也没说我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
聂荣臻（左）和林彪（中）
所谓“二月逆流”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很明显，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又一起大冤案。
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怀仁堂”，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
当然，这两个所谓“大闹”，只不过是这场矛盾的爆发点而已，在这以前还有个酝酿过程。
当时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认为是错误的，如红卫兵搞大串联，把正常的社会秩序搞乱了；到处号召人们“造反”，工厂、农村的生产日益下降，甚至停顿；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一个一个都要打倒，这些老干部是与我们共同战斗过来的，互相了解，诬蔑他们是叛徒特务，我们是绝不能同意的。
后来，林彪、“四人帮”又把“文化大革命”的火引向了军队，企图把军队也搞乱。对红卫兵小将，先是利用他们把水搅混，又反过来整他们，定为反革命，不少人被抓了起来。在他们的挑动下，全国各地武斗频繁，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些问题，不可能不深思、焦虑，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开始，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在这个会上，老同志们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二月十六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怀仁堂碰头会的会场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当然每次都坐在会议桌的头上。我们几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同志和我等，经常很自然地坐在桌子的这一边。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也自然地凑到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真可以说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早在二月十六日前几天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同志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同志也激动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李富春同志因为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等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康生当面诬蔑他是“反党俱乐部主任”。
富春同志说，我再不抓，对周总理的压力更大，你们既然这么讲，那就组织专案审查吧！
我在会上也对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二月十六日下午，恩来同志再次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原定计划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当谭震林同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
谭震林同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
陈毅同志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这些话很明显是影射林彪的，刺到了他们最痛的地方。
余秋里同志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恩来同志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碰头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当天把老同志们的发言和会议情况整理了一个记录，上送告状。
两个月以后的四月份，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大家非常气愤，有的同志拍了桌子。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
从以上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林彪最后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结果。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这种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和改造，反而越来越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发展成为野心家，最后成了党和祖国的叛徒，以致自取灭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林彪事件，作为历史的一页，我们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
首先，对于个人主义严重，特别是伸手要官要权的人，我们不应该予以重用，尤其是决不能让他们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我们一些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林彪的老底还是知道的，但往往从好的方面想得多，认为他还是为党做了些事情，人比较年轻，错误可能已经改了，这样，就放松了对他的一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品质的警惕和斗争。
到了“文化大革命”，多数老同志已经看清了林彪的野心在不断地恶性发展，但那时我们已经处在无能为力的境地……他要抢班夺权的野心不断有所流露。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与陈伯达勾结，编造所谓“论天才”的语录，指使他的死党一齐出动，大闹庐山。这件事，林彪的个人野心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惜，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但对林彪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结果，被林彪钻了空子，以致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第二，我们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
全国解放以后，林彪小病大养，实际上却在那里窥测方向，后来见时机到来，就投人所好，用两面派的手法，以“左”的面目，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例如，他宣传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什么“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开展“四好、五好运动”等等。
他又善于造谣惑众，陷害同志，往往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我们许多同志对林彪的这些假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容易上当。
其实，今天看，他提出的有些东西，只不过是“左”倾空谈，空头政治而已。他的真正用意，还在于用这些两面派手法，力求获取信任，以实现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口号叫得山响，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忽“左”忽右，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党的根本原则，对于这样的两面派人物，今后我们仍然要有高度的警惕。
第三，我们要警惕像林彪那样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人。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林彪就鼓吹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制造个人迷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大家称之为“政变经”的那次讲话）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三个月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完全践踏了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是他第一个喊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口号，以后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他又多次重复。这四个“伟大”，连毛泽东同志自己听了也觉得很不舒服，要求纠正。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这是完全违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革命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实践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任务。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怎么能够硬把他们拉在一起作互相比较呢！
林彪的这些所作所为，用意何在，“九一三”事件已经作了最好的说明。我们党应该坚持不懈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今后，我们仍然应该警惕鼓吹个人迷信的人，防止像林彪一类的政治骗子，再度危害我们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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